笔者认为：“书面说明”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“明确说明”的程度。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05月20日在题为《关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性质等有关问题的批复》(保监办复[2003]92号)中明确指出，《保险法》和《合同法》在规定有关说明义务的同时，并没有具体规定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，但一般来说，仅仅采用将保险条款送交投保人阅读的方式，不构成对说明义务的履行。
根据保监会的文件，以及《保险法》和《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被申请人的“书面说明”显然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“明确说明”的程度。
仲裁
哈尔滨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，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：一是旧办法在已经失效的情况下，能否通过合同约定使其继续有效，从而适用本案的保险理赔；二是最高院研究室《意见》能否适用于本案的问题。
仲裁委员会认为：
一、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于2003年10月28日对外颁布，最高院《解释》于2003年12月26日对外颁布，二者都明确规定生效日期是2004年5月1日。前者是法律，后者是有权解释，具有法律效力。法律预先颁布的最主要、最实际的意义就是使法律关系主体能够预先知道法律的变化，并在有所预见的前提下对法律行为作必要的调整和反应。本案中，保险合同是2004年3月27日签订的，是在新法和最高院《解释》颁布之后，生效之前，保险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，由功能强大的、背景支持有力的营业组织，有更多的义务充分认识、预见到旧办法失效的同时，新法和最高院《解释》生效的法律意义，特别是权利、义务、责任上的差别，并将这种意义和差别反映到保险合同或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去。在本案的特定情况下，保险公司有义务在与投保人签订格式保险合同时，将因法律变化所可能导致的风险责任增加部分的免除，特别告知投保人并加以明确说明，保险公司也可在订立保险合同时，将保险期内以上法律失效、生效前后的保险费分段计算，保险公司没有权力在没有事先特别告知并明确说明的情况下，通过格式合同预先免除因法律的变化所增加的保险责任。
本案中，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未将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》(以下简称《保险条款》)第25条列为责任免除条款，当然也就未能对投保人特别告知和明确说明。但在本案的特殊条件下，第25条恰恰是格式合同中事实上起到免责作用(部分)的条款，保险公司未在订立格式保险合同时履行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，依据《合同法》第40条、《保险法》第17条，该条款就不应产生效力。
二、仲裁委员会认为，最高院研究室《意见》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，该《意见》仅是最高院的内部研究机构的意见，不是有权解释，保险公司以此作为答辩理由的法律依据不充分。
因此，裁决保险公司给付百通公司保险赔偿款77071.99元。
(作者单位：黑龙江高盛律师事务所)
